良心的回声

刚才为周老师的亲属转发了《告示》，不由想起自己阅读刘秀莹老师2006年的文章的感想，所以把那篇读后感再发一次。

由一篇文章想到的
——读《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

最近，我在《教育艺术》这本刊物里读到北京四中刘秀莹写的 《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一文。在一堆“牢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一类的标题里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我耳目一新。在文革发生40年全社会的无边沉默里，《教育艺术》编辑部敢于冲击禁令，刊登刘秀莹老师的回忆文章，把“卞仲耘”这个提示那段苦难、耻辱历史的名字赫然写上封面，实在值得赞许。

刘秀莹老师从1952年开始回忆，详细地讲述了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工作作风和做人品德，她敬业、谦和、友爱，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忠实执行上级指示，克己奉公。 文章没有把卞仲耘怎样在1966年8月5日被残害至死的细节作为重点，却以下面的话结束了全文：

“40 年过去了，这样一个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痛定思痛，我总在想，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位老干部、好校长、好书记竟惨遭这样的毒手？ 当年毒打卞校长的红卫兵和学生如今已经50多岁了，你们难道就不受一点良心的谴责？当年市委接待胡志涛校长的干部们（胡志涛校长在被打后曾去市委反映，希望制止学生打人），难道就真的无动于衷，置若罔闻？每一个经历文革动乱的人，都应当深深反思，我们到底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怎样才能使卞仲耘的惨剧不再重演？这正是我们的责任。”

作者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拒绝遗忘，她的全文充满了良知和勇气。能像刘秀莹老师那样回忆亲友，重提他们的生前旧事，公开表达无尽悲愤，对于从文革经历里走出来的我们来说，是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的很大进步。因为，我们曾经放弃思考，接受革命言辞的蛊惑，一度把当局定义为敌人的人视为敌人，只要一个人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他就会顺利地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哪怕他是我们的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那些曾经是我们中一员的人，在政治运动中腹背受敌，在我们身边倒下，消失，也被我们认为平常。对他们施加拷打、折磨、摧残、迫害、诬陷、审讯、刑罚的，恰是像我们这样具体的人。40年过去了，能像刘秀莹老师这样无比沉重地回忆亡友并投书报刊发出声音的人不多。我想，死难的卞仲耘在九泉之下如果对这篇文章有知，也会欣慰。

但是我又想，这样立意于展现一个受难者生平事迹“闪光”一面的写作，虽然能寄托生者的哀思，却并没有说清楚受难者之冤，也没有揭示出文革之罪。质问“为什么这样一位老干部、好校长、好书记竟惨遭这样的毒手”，固然值得回答，但是，会不会让那些够不上“老干部、好校长、好书记”的受难者家属难于突破在言说方面的障碍，仍然不能动笔，去回忆那些地位卑微的普通人？而缺失了他们无辜而荒诞的死难，又怎么能说清楚文革时代对于普通人民群众是怎样的黑暗？

像卞仲耘这样的受难者，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却毕竟有相当的革命资历和较好的口碑，以至于今天回忆她，还能有许多能引为示范的事迹和值得怀念的细节。可是文革大规模的杀戮和迫害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受难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比卞仲耘的地位更卑微，有的人经历里确有污点（如北京太平桥居民南保山、南鹤龄），有的人是当时社会定性为敌人的人（如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的所谓“地主” ），甚至有的人名声狼籍（如101中教师陈葆昆）。如果4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怀疑提及他们死难的意义，心安理得地忽略他们，就又很难说比起当初我们真的有所进步。

我敬重《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她一直注重了解普通受难者的故事。她说，“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 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 她的文章总是清晰地呈现历史悲剧中的普通人，毫不讳言他们平庸卑微，这反倒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力量，使文革罪魁原形毕露，愈显邪恶与凶残。

学者尽责，我们又该做什么？刘秀莹老师的声音，在洗清良心，舒展灵魂，这样的声音多了，将汇成拒绝遗忘的宣言。不仅她在问，多少人都在问：“我们到底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怎样才能使卞仲耘的惨剧不再重演？”

我想：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实在很多，要使卞仲耘的惨剧不再重演，目标宏大，道路迢迢。但对自己说，切近的是不该淡忘。我们曾被造就成少年法西斯，医治文革创伤需要清除体内秽物，在脚下建立正义根基。病情如故，想欺骗自己才拒绝回忆。因为，想起那些受难者，常常会想到我们自己。